朔州市文旅集团
马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
马文化挖掘研究成果
引言
马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马文化。在古代,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军事等都曾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对战争的影响更加深远。战争中,骑兵拥有无法比拟的机动力、冲击力和行军能力,骑兵就是王道。骑兵强,军队就强,国家就强,所以中国文学作品中有“马上封侯”、“马到成功”等成语,历代文人雅士也写下了大量赞马颂马的经典篇章,而历代名马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以“吉祥”为核心价值,其中包含有祝福、祈祷、激励、成功等象征意义,例如“马到成功”已经成为了人们相互间祝福的代名词,寓意事事顺利;用“龙马精神”来激励人,赞颂其健旺非凡。而在所有现活的象征动物中,与马有关的成语中出现贬义成分的机率最低。
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的朔州与马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二万八千年前的峙峪人即以猎取野马为生,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蒙恬北击匈奴筑华夏第一马文化城马邑时,朔州养马已蔚然大观,北魏尔朱新兴时,“牛羊驼马,色别成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北齐王朝的开拓者高欢在未发迹之前,曾投附尔朱容,是因替尔朱荣剪拂一匹常常蹄啮伤人的悍马(号称“毒龙”)而受到尔朱荣青睐的。后来高欢窃取六镇起义果实,登上政治舞台,因而便有“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的说法。唐代在北边设立马市,今朔州一带放养马匹得以进一步发展。元代曾在马邑建军马牧场,今朔城区的西套村、马营堡村一带,就是当时的放牧马场和圈马之地。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山西省畜牧厅在原朔县麻家梁一带兴建颇具规模的国营种马场,引进原苏联重挽马等品种,进行纯种繁殖和本地马的改良。
马文化是朔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李元庆在《马邑文化三论》(发表于《学术论丛》2004年第4期)一文中对马邑文化及马文化等内容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文中指出:“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马作为野生种群,年代相当久远了;作为‘马文化’,是指人类与马发生关系而后形成的文化现象;严格意义上的马文化,指野生马受人类驯化成为家马并为人类服役的历史文化现象。”“简单地说,马文化其实就是骑马民族的文化;骑马民族也叫马背民族,就是古代北方民族或草原游牧民族,马文化其实就是古代北方民族关于马的文化。”“马邑古城便是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产物;马邑文化便是伴随着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向前推进的。”“总之,马文化是凸显北方民族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
时至今日,马文化在朔州备受广泛的重视,并以多种形式向公众宣传展示。市区中心广场的马踏飞燕巨型雕塑、古城墙公园的筑城养马广场、马邑文化广场的天马雕塑、崇福广场中尉迟敬德庙山门两侧的青铜质仿古马匹雕塑,都立体、生动地展现了朔州与马的情缘。其中尤以马踏飞燕巨型雕塑广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了朔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山西玉龙集团在右玉县成立了山西玉龙马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建设玉龙马园。如今马园内已经建起了专业马术训练设施、场馆设施以及繁育用牧场,斥巨资由国外引进多种名贵马种,玉龙马业通过引进国外血统优良的种公马及基础母马,于国内进行科学繁育、饲养。还于2011年成立了山西玉龙马术国际俱乐部,聘请国内、外资深练马师、教练员等高端专业人才,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运动员加入,同时促成了山西省马术队的组建。玉龙集团正强有力地推动着朔州乃至山西马文化的发展。
千年百代,马文化与朔州大地水乳交融。以马为媒,人马和谐,马已成为朔州人的精神图腾。
黑驼山下猎马人
朔州有山有水,是比较理想的人类活动区域,已发掘的峙峪人遗址表明:早在2.8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朔州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峙峪文化即是朔州马文化的起源。
根据已出土的峙峪动物化石判断,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主要有蒙古野马、野驴、羚羊、马鹿、水牛、披毛犀、斑鬣狗、河套大角鹿等,其中出土最多的哺乳动物化石是野马和野驴,《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指出:
峙峪遗址马骨化石
以牙齿和少数掌、距骨为代表,根据右上第三臼齿计算,总数至少有120个个体。牙齿的马折清楚,其大小也与现生的蒙古野马无明显的差异。
峙峪遗址地理位置图
以上《报告》中的内容雄辩地说明,野马是峙峪人集中捕获的猎物,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观察各类动物的生存状况,更多地掌握了野马等草食动物的生活规律,因而自觉地把狩猎对象朝专业化发展。因而考古界遂称峙峪人为“猎马人”(郭沫若语);鉴于峙峪人主要生活于黑驼山下峙峪河畔,故我们又称之为“黑驼山下猎马人”或“峙峪河畔猎马人”。
峙峪人在猎取野兽时除了用陷阱、圈栅、火攻、打砸等方法外,还用弓箭进行射杀。这种弓箭就是石镞,石镞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制成的,尖端锋利并有初具形状的铤,可以捆绑木杆制成实用的弓箭。弓箭这种先进而精美的细武器的发明,正是峙峪人狩猎水平空前提高的标志。弓箭的发明大大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食来源,而且为家畜饲养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恩格斯在谈到弓箭的作用时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具有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险性小等优点。有了弓箭,峙峪人便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峙峪人的石镞是中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石镞。峙峪遗址中还出土有投掷武器——石核。随着大气环境变得干冷,周围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缩,狩猎经济变得格外重要。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成群结队地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捕获那些硕大凶猛的食草、食肉类哺乳动物。作为捕获大型动物的石核长期被广泛使用。
狩猎经济的发展,使峙峪人既能得到较多的肉食,又能获取较多的动物皮毛、脂肪、骨、角等必要的生活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峙峪遗址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这些石器是峙峪人聪明才智的结晶。还出土了不少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表明当时峙峪人已经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用来御寒和保护自己的身体。从出土的石墨装饰品来看,有钻孔和摩擦的痕迹,既表明峙峪人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原始审美情趣。数百件骨片的表面,分布着刻画的道痕,表明峙峪人不仅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数量概念,而且开始创作原始的雕刻艺术品。在峙峪遗址中,发现有烧骨、烧石和灰烬,说明峙峪人已经长期使用火。峙峪遗址没有像北京猿人遗址那样有堆积如山的灰烬,这又说明峙峪人已经不必要用不断燃烧的方法来保存火种了。可能是受石墨装饰品钻孔、打磨(摩擦)制作技术的启迪,学会了人工取火。恩格斯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有了火,人类就能吃到烧烤的食物,既吃得美味香甜,又有利于肠胃消化吸收,不仅增强了人类的体质,而且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
总之,峙峪人对野马等动物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与掌握,可以说已经是人类驯服野马,使之为人类服役的历史先兆了,这就为中亚家马传入和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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